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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人生如梦


何仙姑 @ 2007-01-21 21:29

     1962年,我小学毕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苦日子也过得差不多了,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株洲市七中(现在的株洲县一中),我还记得我们的中考是在渌口完小进行的,考语文和算术两门,我只有一道题没做出来,那道题是13-15=几,当时我们小学没学过负数,不知是哪个缺德的老师出一道这样的题,我很着急,只知道不够,还差2,就不知道怎么写,只好放弃,害得我没有得满分。但我是幸运的,在那一年,整个杨枚冲有十人小学毕业,能进入初中上学的就我一人,那时村里人都不重视读书,认为能识字就够了,所以好多人考都没去考,只有我的爸爸妈妈比较开明,他们知道要读书才有出息,在家里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子女上学,家里常有三四个孩子同时上学,一到开学,学费就成了大问题,大都是在长沙工作的f姐省吃俭用资助家里弟妹上学,家里十姐妹,f 姐是对家里贡献最大的。记得f姐说过,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收过家里一份高兴的信,每次家里来信都是要钱。
     进入初中后,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局势相对稳定。我的学习也比小学紧张多了。学校位于杨枚西塘,距我们家有七八里地,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要走40分钟左右才能到校,除了读书,我还要干很多的家务活,每天放学回家,妈妈不会问我做作业没有,而是会交待我和在家的两个姐姐,一个上山砍柴,一个挑水浇菜,一个扯猪草,我扯猪草的时候比较多,每天放学后要扯一大筐猪草洗干净,到晚上剁碎放到一口大锅里,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一边煮猪潲一边煮饭,一般是煮熟了才天亮,吃完饭去学校上课。刚开始我没适应初中生活,成绩不理想,记得第一次考外语(当时我们学的是俄语),我只得了47分,为此,我大哭了一场,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每天利用早上烧火煮饭的时间背课文,利用上学放学走路的时间背外语单词,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业,对于理科,我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绩会很好,就是外语差,我集中精力补外语,很快,我的成绩上来了,在以后的每次外语考试,成绩都在95分以上,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全部成绩一直保持在班里的前五名。我有一个玩得好的同学,她的姐姐在北京工作,我好羡慕她,她的成绩也很好,她说她将来要出国留学,我也想象她一样,将来出国留学。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我认为记者是最好的职业,又自由又最先了解新闻,那里热闹就可以到那里去,多好玩!最好是留学到过国外看看。我努力的学习,家务活干得再晚,我也要抽时间看书,有时看书太晚,早上就不想起来,每天早上5点,妈妈准时叫我起床,有时不想起,就装没听见,一到期末考试时遇到这种情况,爸爸就会说:别叫她了,她昨晚搞得太晚了,我来煮饭。,因为长年累月的习惯,其实我醒了,我都听见了,听到爸爸的话,我好感动,睡在床上心里在说,谢谢爸爸。我很喜欢解数学题,越难的题越喜欢解,解出来就有一种快感。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她很喜欢我,在做题时我特别希望有一瓶买的蓝墨水,因为我当时用的是3分钱一包的蓝粉泡的蓝墨水,很不好写,粉子没泡发,经常堵笔尖,写不出字,但家里没钱,只能买这个,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拣到五毛钱,是爸爸掉的,我没有还给他,而是买了一瓶三毛多钱一瓶的蓝墨水,写起来好顺畅,爸爸知道后,狠狠的批评了我不懂节约,我好伤心,我发誓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当一名记者,到处看热闹。


 
何仙姑 @ 2006-11-05 21:18

       最近读了两本书,一本叫《脚都》,一本叫《青瓷》。都是在长沙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都市小说,关于《脚都》,长沙电视台专门就这本书所说的长沙洗脚现象以及可不可以将长沙称之为脚都展开了专题辩论,那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方反方针锋相对,热闹了好一阵。可见此书在长沙影响之大。关于《青瓷》,长沙晚报作了大篇辐的介绍,介绍作者的传奇经历以及该书的可读之处,还连篇刊载。受两大媒体的影响,吝惜的我不惜“血本”买了这两本书来看。
        年纪大了,看书速度慢,花了两个月,总算把书看完了,比较而言,我觉得《青瓷》比《脚都》写得好。《脚都》写的比较浮浅,没有什么文采。而《青瓷》作者凭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想象,通过鲜活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将商场.官场.情场的欲望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得淋漓尽致,对那些踩在欲望与政策之间的钢丝绳上的人们的矛盾心理,写的唯妙唯俏,确实值得一看。比如他写一些当官的又想贪,又想做的官冕堂黄,还想人不知,那种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 
          还有写当代一些白领大龄女孩感叹好男人难找:有才华的男人长得丑,长得帅的男人挣钱少,挣钱多的男人不顾家,顾家的男人没出息,有出息的不浪漫,会浪漫的靠不住,靠得住的人窝囊。对那些要求完美的女人的心态写得够透彻吧。书中还有一句话我很欣赏,就是书中的住人翁劝他的情人不要生气时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话说的多好,你可以拿来告戒自己和朋友。古人说:开卷有益,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一看。


 
何仙姑 @ 2006-10-16 19:40

        由于偷懒和外出,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写回忆录了。最近受爱女之邀出了一趟国门,去新加坡住了20天,颇有一些感受,想记录下来,只好将回忆录暂时搁下,先写一点去新加坡的感受。
        爱女是于今年三月被派到新加坡教华文的,去了以后多次邀我去看看,于是趁女儿9月回家探亲完毕于9 月10日随女儿去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女儿利用休息时间带我看了新加坡所有好看的地方,有榴莲阁艺术中心.新加坡河.海滩圣淘沙.小印度,新达城……,不要以为我在吹牛,住20天看了所有好看的地方,在中国你每天不停的看也看不完啦?那确实,但新加坡就这么大,你说能不看完吗?女儿还带我吃了好多新加坡有名的食品,什么印度拉茶啊印度饭啊,印度饭五颜六色,好看又好吃,还有  辣椒螃蟹,咖哩鱼头,都是放了一种浆汁带点甜酸味,还放了一种很香的植物叶子 ,类似我们中国的薄荷,但比薄荷香,我们还吃了新加坡有名的肉骨茶,其实就是一种肉骨汤,但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所以很有名,店子开在一个很偏的地方,可他就每天暴满。可见新加坡人也是很爱吃的,我还以为就长沙人爱吃。在新加坡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有一个好女儿真好。
        新加坡不大,据说横只有二十八公里,竖只有四十公里大小的面积,人口只有三四百万。给人总的感觉是干净,整洁,一种现代化都市的气派,有高楼林立的商业区和经盈区,有畅通的交通和宽敞的地铁站。新加坡的干净你可能想象不到,告诉你吧,可以说它连地下铺的草上都没有灰尘,树上就更不用说了,那可是一片绿油油的,绿得特别可爱,你一看心里就有一种很舒坦的感觉。一开始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么干净呢,后来才发现,除了新加坡政府管理得好外(城市里看不到裸露的泥土),老天爷也帮了不少忙,因为新加坡几乎天天下雨,本来晴空万里,一会儿就会乌云滚滚大雨倾盆把个城市洗得干干净净。下雨时间一般不长,就半个小时,大雨过后又是晴空万里。偶尔也有隔两天不下雨的时候,但那是很少的情况。去新加坡旅游,我想有两个必需去,那就是榴莲阁和小印度,在榴莲阁那一片,有象征新加坡的鱼尾狮,有最具特色建筑的榴莲阁艺术中心,有英国莱弗士登陆开发新加坡的纪念地,还可以游新加坡河……小印度也是很有特色的。
        到新加坡,你看不到旧房子,知道为什么吗?据说新加坡政府给全国所有的房子外墙每隔五年都要刷新一次,所以在新加坡你看不到 旧房子。所有的房子排列有序,最富有的住别墅或连体别墅(他们叫排屋),次一点的住公寓,普通老百姓住组屋(既一组一组的房子),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适应房,一片一片的房子按数字分,如这一片房有60栋,是1字头的,就从101到160派列,那一片是6字头的,有80 栋就从601到680排列,所以在新加坡,你要问别人住哪里,不是问住哪个区或哪个圆,而是问住几头。所有组屋一楼全是架空供人们活动,放自行车,所有房子都是通走廊,栋与栋之间也有走廊相连每个组屋区都有供人们买菜和吃饭的地方,还有小孩玩的地方,供人们烧香的地方,非常有序,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政府那才真叫人性化管理。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新加坡人晒衣服,在他们那里没有阳台,但在每家厨房的窗外,都整齐的安了六根空心的钢管在墙体里,伸出墙外约五寸长,人们晒衣服,都是先凉在一根约两米长的竹竿上(这种竹竿商店有卖,而且上了油漆),然后用手举着竹竿伸出去插在墙体的钢管里。每当我举着竹竿伸出窗外晒衣服时,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乡下晒衣服的情景,我还会回想起《水浒》里的潘金莲举着竹竿到窗外,一不小心打了西门庆的故事。总之在新加坡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影子。
       新加坡人不多,大概就三四百万,我的感觉是他们生活得简单但很安逸,在街上,极少看到穿着华丽的,大多数都是休闲装,一件体恤一条短裤,一双拖鞋。吃的也简单,多数人自己不做饭,在小区餐馆吃,小区餐馆一天到晚有人吃饭。一个套餐,一碗面,一杯咖啡就可以打发。但他们生活得很安逸,街上没有乞丐,没有看见小偷,只有少数募捐的。早晚都会看到很多人一在公园跑步。
在新加坡,我看到还有大片的绿地没有开发,长满了灌木,他们不种菜,也不种粮食和水果,据说这些东西全靠从马来西亚进口,但我看新加坡政府很有钱,所有房子走道上的灯都由政府出电费,他们鼓励生孩子,生一个奖6000新币,生两个奖12000新币。新加坡的税收很高,如果你买200元机票,他会注明其中有100元是税,在公园我碰到一个台北人带了一个印尼保母,我问她保姆一月要给多少钱,她说270元保姆费,还要交250元税。不要怕收不到,因为新加坡人是最讲诚信的,所有超市可以自由出入,没有小偷小摸的
        这就是我去新加坡的所见所感。


 
何仙姑 @ 2006-09-08 13:00

    少年的苦难不堪回首,也是一笔难书。能熬过饥荒就很不错了,其实在那个时期我还有两次差点死去,一次是1959年我得了一次重病,发高烧,又呕又泻,还从口里呕蛔虫,好可怕的,记得是哥哥把我背到渌口医院看病,医生都不收了,说是没药治,哥哥把我背到家住渌口的冬姐家,不知他们商量什么,我只看到哥哥姐姐哭到一起,后来哥哥又把我背回家后,妈妈只好在山上扯了一些草药给我吃,我竟奇迹般的好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我送到更大一点的医院,是没有想到?还是没有钱?还是……。还有一次记不清是1960年还是1961年,反正那时食堂还没有散伙,当时我每天都要挑一大缸水给家里人用,有一天我去挑水,当我把水舀好刚挑起,提桶的提手断了,我一下失去平衡掉到井里了,那水井井口直径约有1.5---2米大小,离住人的地方最近也有五六十米。掉到井里我想叫救命,但叫不出,在井里划了几下,摸不到边,也听不到有人的声音 ,我开始慢慢往下沉,心想完了这下死定了,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救我呀,正在我绝望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啊呀!这是那个掉到井里了?然后就听到他丢掉桶子的声音,听到这声音,我好庆幸自己有救了,赶快把手抓住他伸来的扁担,我被救起来了,一身湿漉漉的坐在地下哭,一看救我的是专给生产队食堂挑水的n叔,也许是我命不该死,他说食堂的几个大缸已经挑满了水,本来不准备挑了,后来又想还挑一担乘到这里,就又来了,要不然我就提前到天国去了。当有人把妈妈从劳动的地方叫回来时,我真想得到妈妈的抚慰,但得到的是两记响亮的耳光,我好伤心,哭的更厉害。后来听说是打邪气。当时我好想不通,心想还不如死了好.


 
何仙姑 @ 2006-08-25 18:17

        1956年,妈妈送我到附近的均坝完全小学上一年级,记得书包是妈妈用一快蓝色花布亲手缝的,可以上学了,我真高兴。均坝完小设在均坝的一座小山坡上,是由一座尼姑俺改建的,当时当地方圆几十里就这一所小学,离我家大概不到五华里路,去学校要翻过一座小山,过一个小垅,越过均坝溪上的小桥,再后就沿着一行石级上到半山腰就到了。学校前坪有一棵好大的桂花树,象一把参天大伞,树干要两人合围才能抱住,一到八月在我们家都能闻到桂花香。我特别喜欢读书,成绩也特别好,每门功课都是5分,一年级结束我被评为五好学生,记得得的奖是一支铅笔和一本小人书,书名是“沙皇萨尔滩的故事”,我好高兴,学校全校开大会,班主任旷老师要我到大会发言,把我抱到讲台上,我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吓的我裤子都快掉下,赶紧提着裤子往台下跑(因为我上学前一直都是穿的背带裤,上小学才穿琐头裤,所以老穿不稳),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同学中的笑料。小学六年我的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
       苦难是从1958 年开始的,当时国家提出了高举三面红旗的口号,三面红旗即: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要求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旗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种口号鼓动下,我们家乡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先是把原来的乡村体制改为几村合一的人民公社,说是向苏联学习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记得人民公社成立那天,各个村子都组织了人马打着彩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公社成立的地点(漂沙井),热闹非凡,开始人们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好象真的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紧接着就是每个村子建一个人民公社大食堂,全村人到一个食堂吃饭,把各家各户的锅子打烂拿去炼钢铁。我们学生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六年级,全部住到学校,每人带上自己的被子,教室白天上课,晚上就是寝室一个班睡一个教室,全睡地下,全校统一在一个食堂吃饭。高度集中,最麻烦的是吃饭时也必须统一,每人先装好饭站到粲桌边,要等教导主任站到高高的讲台上喊开动才能吃,我们班有一男同学经常是主任还没说开动他就吃了,结果总是被叫到台上罚站,我最苦恼的是学校的饭桶很高有将近一米,而我的个子矮小,饭到底下就装不到,生怕连人一起栽到饭桶里,所以很多时候都没吃饱。那 年秋收时全校师生开到路边塘生产队收稻谷,劳动的第二天,在收割稻谷时我就不小心将左手食指割掉半边,鲜血直流,当时只有蛮办法,农民伯伯将石灰撒在我的伤口上然后用烂布条将伤口包起来,痛得我哭爹叫娘,老师将我送回家休息了几天后,又被叫去摘油茶,在摘茶子时我的一支新钢笔丢了,那是我从一册读到五册第一次用钢笔,我哥哥给我买的新笔,是我当时最心爱的东西,可他就丢了,我好伤心。接下来就是大炼水泥钢铁,听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钢铁,学校就组织我们在学校前面的坎边垒了一个炉子,要我们将泥巴搓成圆球放到里面烧,不知烧了多久,打开看时,里面的泥巴还是一个个圆球,只是比放进去时坚硬些,没有炼出水泥,只好作罢。在学校集中住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后来为什么又把我们遣送回家我也没搞清楚,反正感觉集中住的时间不是很长。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家一栋四间土筑的小平房被生产队拆了做肥料,一家七口被安排在上屋青公家的一间半房子住,拥挤不堪。到1959 年,全社会动员修京广复线,所有强壮劳动力都被抽调去修京广线,家里的农活就由老弱病残干,记得1959年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我们把稻子割了就放在稻田里,挑不回,到山上摘了茶子就一筐一筐的放在山上,也没有人能挑回来,地里的红薯没人挖,就这样到第二年犁在地里,记得我还跟着犁地的伯伯后面拣红薯吃。接下来就是不堪回首的三年苦日子。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饭吃,天灾人祸,1959 年的欠收,1960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80多天没下雨)和虫灾,蝗虫.蠓子虫特别多,当时农药很少,为了灭虫,生产队下任务,规定每家每户要点两三盏灯放到田垄里灭虫,一到晚上田垄里灯火星星点点,密密麻麻的虫子围着灯火飞,好吓人的,尽管这样,还是灭不了多少虫,那年的粮食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出现了严重的讥荒,还不到过年粮食就吃完了,连续三年,都是由政府配给粮食,大人配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每天只有老秤七两米(不到半斤),早晨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由生产队食堂用钵子蒸,要是按现在一天有这么多也差不多,在当时,正是长身体时,又没有油吃,根本添不饱肚子,每天吃了早饭,带上中午的饭去上学,很多同学在路上就把中午的饭吃了,把钵子就扔到山上。有些同学没有在路上把饭吃掉,但在上课时,就会时不时的将头伸到课桌里偷吃一口饭,一两多米的饭一般第一节课就吃完了。我是属于这后一种的。到中午就没饭吃,一直要饿到晚上饥肠漉漉放学回到家,还要给生产队打猪草,规定每人至少要完成一定数量,完不成就不给饭吃,有几次隔壁家的胜满没完成任务,就放了砖头在猪草里,结果被发现了,食堂就不给饭吃,只有他妈妈从自己的饭钵里省几口给他吃,队长最厉害,猪草过称时一一检查看有没有藏假,x伯伯最好,他过称时发现有的孩子藏石头也能偷偷放过。为了填饱大家的肚子,政府号召各地想办法,比如搞双蒸饭,(就是把米放在钵子里放水蒸一遍后再加水再蒸一遍),尽管那饭不好吃,但显得多一些;还有就是培植小球藻。
        由于缺粮人民公社大食堂慢慢的办不下去了,允许社员按定量把米称回家自己做,在家里,妈妈和姐姐都要出工干活,我的任务就是每天要扯一蓝野菜用石灰水煮一遍后剁碎,把一家人的米从食堂领回磨碎,然后把碎米和野菜煮到一起,煮一大锅糊糊,没有油,只放一点盐,一家人就这么吃,不知为什么,当时特别能吃,一个七八十公分口径大的锅煮满满一锅,一家七口人还是吃不饱。村里人都挖野菜,野菜都挖尽了,为了添饱肚子,人们想尽了办法,能吃的都找来吃,生产队碾米,我们小孩就守在碾子边,趁大人不注意抓一把还和着壳的米就跑,然后躲到一边放到两手吹一吹后赶快塞进口里生吃,碾完米后就会有大人跑到碾房去刮那飞到墙壁上的谷壳灰,刮下来和着野菜煮着吃,再没有就去摘黄矜树果(一种小灌木,到秋天结出一串串胡椒大小的颗粒,一般人们是不吃的)用盐炒了吃,还有菜根,那种麻(可织布的一种植物)根等等统统用来充饥,这些东西进去容易出来难,吃下去就拉不出屎,家里姐弟几个,每次拉不出屎都是妈妈一个个掏,那种感觉真是无法描述。有一天半晚,妈妈听到隔壁家有推磨的声音,她就从后门找去,结果发现几个生产队干部在磨谷子做饭吃,我妈也不做声,坐在一旁等他们做好了跟着一起吃,从那以后,我妈每天晚上到时候都去,而且带一个大碗,吃完后装一大碗回来,然后把我们姐弟几个叫醒,每人一口的把一碗饭喂完,那哪是饭,有一半是谷子,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每天晚上就等着那一刻。也许是因为吃了这些“冤枉 ”,使我们保住了性命,生产队有几个身材高大的都先后被饿死了。
        由于饥饿和贫困,家里人脾气都不好,妈妈经常发脾气打人,记得有一次,父亲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两只猪脚,妈妈和姐姐都上工去了,要我在家把猪脚做好,我只是听说猪脚难煮,不知要煮多久,结果煮过了头,两只猪脚全烧成黑糊糊,不能吃了,妈妈下工回家,气得要命,将我痛打一顿,当时十一二岁的我,在家着三个弟弟妹妹,不是这里出事就是那里出事,经常挨打。
        1961年,又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以前经常听大人说抗日战争躲日本兵的恐怖,这下又听说蒋要反攻大陆,而且谣言四起,有的说,蒋介石已经打到福建,那年山上的竹子都开了花(听说竹子一般是不开花的),老人们都说:竹子开花,不死都要般家。我好害怕打战,希望灾难不会发生。
        这就是我的少年,在饥饿,苦难,恐惧中渡过的少年。


 
何仙姑 @ 2006-08-07 22:05

    记忆里的童年是幸福的,没有烦恼,也没有忧伤。1948年(也可能是1949年,因为在我小时候,家里都说我是解放那年生的,但不知是什么时候,父亲在家里柜门上写了一张纸条,把我写成了1948 年,问我妈,她也记不清了,后来在档案里就写成了1948 年)农历1030我出生在湖南礼陵县(现在是株洲县)渌口镇,那是一个简朴的江南小镇,路是麻石铺的,只有一条小街由东往西沿渌江而建,大约五百米一段叫一总,全长八总,不过一千米,因地处渌江进入湘江的入口处而得名,镇虽不大,交通却十分便利,陆路有京广铁路经过,水路紧靠渌江湘江,所以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听爸妈说,抗日战争时,国民党从北方一路败退,为保住衡阳,在渌口驻重兵,与日本鬼子血战了几天几夜,结果还是败退。解放战争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又在这里打了三天三夜,又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所以说渌口是历经战争沧桑,老百姓渴望和平,我出生后,父亲给我取名治平,希望有人能治国平天下,保百姓平安。当我能记一点事时,已经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了,我记得我穿着妈妈给我缝的列宁装的小红衣去看大人们集会游行,人们兴高采烈,有的打腰鼓,有的打花棍,唱着咳啦啦啦啦的歌,我当时不知道后面唱的是什么,直到长大了我才知道后面的歌词是“咳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下开红花呀,中国人民力量大呀,打败了美国兵呀……”。在我三四岁时,由于父亲生意上的原因,我们全家从渌口镇搬回了老家杨枚冲。杨枚冲离渌口不远,从渌口镇往东走约五六华里,就可以到杨枚冲,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冲,地型是两边是种满油茶树的山坡,中间是几百米宽的水田。从大路拐右弯沿山脚有一条小路往冲子里走约三公里左右就到了冲子的尽头,即冲尾(我们叫尾里),你会有一种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感觉,因为冲尾的山比冲口的山高,到了冲尾只有穿过一条狭窄的小道才能看到另外一片天地。记得小时候冲尾山上种的都是杨枚、桃树和李树,一到春天漫山开满红花白花,特别好看,待到果子成熟时,你可以到山上随便吃,乡亲们说这些吃露水的东西随便吃,只是不准带走。
    童年最开心的是蹬在妈妈膝下让妈妈给梳头,吃妈妈做的盐菜和糯米吧吧
.红薯片。最盼的是过年,过年有大鱼大肉吃,有新衣服和新鞋穿,特别好玩的是可以看玩龙灯和拜年玩龙灯。那时候一到过年,村子里就会组织两支龙灯队,一支文的,玩彩龙船,由会唱会跳的年青男女化上装,穿上古装每晚到各家个户拜年热闹一翻,我最喜欢看,总是看了这家又跟着到那家看,尽管是一样的,可还是乐此不疲。从大年初一要看到正月十五。还有一支武的叫爬杆狮子,是白天玩的,都是男青年玩,就是踩高跷翻筋斗,把老乡家的桌子垒起来然后爬上去做一些高难动作,也要玩到正月十五。小孩子还三五成群自己做龙灯玩,就是用稻草放在手的四指之间一根一根的编成龙头,龙头编好后又用稻草搓一根长长的绳子接上做龙身,然后三五个小孩用小棍擦在龙身的不同部位就组成了一支小龙灯队到各家各户拜年,各家的主人会给小朋友一粒糖或一根香烛或一两片红薯片,玩一圈后小朋友们就坐到晒谷坪的稻草垛边,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比谁的最多。那种感觉特别开心。一年中过了年就盼过端午节,那也是很开心的,一到端午节,妈妈会包好多粽子给我们吃,端午节那天,妈妈会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换上新衣服,每人两个粽子两个盐鸭蛋用小手巾包着,让我们高高兴兴的带上去渌口街上看划龙船。一直到现在一回忆起童年的那些趣事都觉得很开心。可惜文化革命以后,那些东西都被破四旧给破了。冲子和渌口镇也由于时代的变迁也变得面貌全非了,但童年留给我的是美好的回忆。



 
何仙姑 @ 2006-07-26 20:06

    我的母亲许玉珍,1914农历1225出生在湖南礼陵渌口南岸一个裁缝家。听妈妈说;外公是当地有名的裁缝,长期在外面给人家做衣服,剩下的布尾还可以给自己家的孩子做衣服,据说当时有钱人请做衣服一做就是一年,有的甚至一年还做不完,去做衣服还可以带上小孩,所以外公家家境还可以,生活不是很好但也不很差。外公在外做事有时也带我妈去,上个世纪初,外公在安源煤矿老板家做衣服,,都是一些高级面料,做了一年多,当时把我妈也带去了,正好碰上毛泽东、刘少奇发动安源工人闹革命搞罢工就是在那里。我妈上了共产党办的贫民学校,扫了盲认识了一些字。由于妈从小就跟外公在外跑,后来又在城里给姐姐带小孩,也算是见过世面的,所以虽是农村妇女,思想比较开朗。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女人。她养育了(包括我大姐)十个儿女,(三男七女 ),个个人见人爱,村里人常说,只有金婆婆(家乡人对我妈的俗称)家的小孩,个个走出来清清澈澈,没有一个邋里邋遢的,细伢子一大篓,家里也是检拾得干干净净。记得小时候母亲一有空坐下来就是纳鞋底,她每年要做十几双鞋,我们每人每年过端午节有一双夏天穿的新鞋,过年有一双冬天穿的新鞋穿,过年还有一件新衣(不过由于家里困难,没有一套,只有一件新衣或新裤穿),所以小时候特别盼过年,妈还常对我说,看你现在不学做鞋长大了穿什么?,我妈的鞋做得特别好,别人做的鞋口子尖尖的很难看,我妈做的是大圆口有时还绣点花,很洋气,后来乡亲们都学她做,但还是不好看。直到现在,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妈妈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身影。母亲虽然对孩子管教很严,有些事她还是很民主的,记得在我十一二岁时,如果母亲要给我和姐姐做衣服,她会给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上街买自己喜欢的布料。由于母亲的能干,在大跃进吃食堂饭的年代,母亲被挑选当了生产对食堂的保管员,她不会写很多字,就由我帮她记帐,每次检查,帐目都清清楚楚,直到六零年过苦日子食堂解散。

    母亲性格比较急噪,做事风风火火,遇事也不够冷静,过苦日子时,老乡没饭吃,有一次她居然带了一帮妇女跑到飞公祠公社食堂抢饭吃,结果被关了一天。当时我被吓哭了,我妈还强词夺理力争。在我大一点后,又常看到我妈和我爸吵架,而且是大吵大闹,我始终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吵。但我知道,母亲这一辈子是艰难而辛苦的,父亲长期不在家,小孩一大帮,长期是她一人在家扛着,其中的苦难一般人是无法体会的,庆幸的是小孩个个都还听话,没有让她伤心的。我曾经在心里责怪我妈对我爱的不够,在我刚参加工作时我希望到新疆、东北等很远的地方去工作,我想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好久不回,可能妈妈会高兴些,现在想起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母亲一人带那么多孩子,她能爱得过来吗?每天要到生产队出工,回家看到一群熬熬待哺的孩子和一大堆家务,那是多么艰难啊!我感觉很多事人是要到一定的年龄才会体会得到的。20024月母亲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我们,终年86岁。



 
何仙姑 @ 2006-07-24 13:29

        我出生在一个小商家庭。父亲何金印,1902年11月11日出生在礼陵县均坝乡杨枚冲(现改为株洲县),父亲很小就从叔爷爷家过寄到爷爷家的,因为爷爷没有儿女,爷爷奶奶除带了我爸爸,还带养了一个女孩(我们叫姑姑)。爷爷家有亩薄地,但我爸长大后,因身体单薄,无法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就把家里的地当了,独自到距家5-6里的渌口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做小生意,由于父亲聪明能干,生意曾越做越好,最好时曾请了好几个般工,但由于战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爆发,生意不好做,到解放前夕,家境不好,1953年,父亲只好又回到老家杨枚冲,当时老家已经土改完了,但人民政府还是给我家分了几亩田。父亲在家待了两年,还是不能适应农业劳动,又到渌口街上做生意去了。1956年人民政府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营,从此,父亲就成了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直干到1962年60岁退休。我记得父亲退休后的工资是29.5元/月。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位热情开朗的人,读过两年私熟,能写一手好字,逢年过节村子里各家的对联,都是请父亲写,在工作时,他经常被评为先进。退休回家后他也乐于助人,他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吃国家粮的,每月有27斤粮票,那时粮票非常紧俏,出门买什么吃的都要粮票,老乡们总是喜欢找我爸换粮票,而且是按平价换,我妈就舍不得,为此常跟我爸争吵,而我爸觉很大方,看到困难的他还私下给。那时生产队是集体出工,出工收工都需要一人敲钟,父亲退休后就担任了义务敲钟员,以前敲钟的都要每天记两个工分,但我父亲他不要,他认为自己拿了退休工资就不应该再要工分,要知道当时我们家是特别缺工分的,女孩多妈妈和两个姐姐加起来做一天事也拿不到二十个工分,(十个工分年终结算大概获一角多钱),不管家里人怎么有怨言,父亲他却是乐此不疲。
        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据说第一次结婚是16岁,妻子生了我大姐后就去世了,与我妈结婚是1931年,当年我妈17 岁,父亲比妈大12岁,我妈又前后生了九个,加上我大姐一共是十个(三男七女),可喂是大家庭,想想真不容易,我真不知道爸妈是怎么把我们带大的。家里虽然孩子多,负担重,父亲从不打孩子,也不重男轻女,顶多骂几句,他爱每一个孩子,儿女中谁困难他就帮助谁,总是为儿女着想,文革中三姐下放到农村,父亲每月发了工资都要去看她,倾其所能资助她,我参加工作后,他来长沙玩从不在我单位吃饭,因为我吃食堂,他说我要为他单独买华不来,到姐姐家吃就和到一起吃啦不用单独花钱。他为自己孩子的每一项成绩而高兴,记得1965年当我初中毕业考起第一师范时,他高兴极了,逢人便告,马上花五块钱给我买了一只小木箱送我上学(其实我当时并不想读中专,我成绩好,想读大学,但家里困难,没办法)。我参加工作后,1972年,靠和同事“打会”(一种互助协作形式,即几人或几十人每人每月出十块前凑到一起一个月就可以买一件大东西,先买后买靠抓鸠)花120元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父亲知道后,又是逢人便告,到处宣传,就象现在的人买了小汽车一样高兴,要知道当时最时髦的三转一响就是单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1978年父亲病重我们送他上医院,他住了几天就回家了,他怕子女花很多钱给他治病,就是不肯住院,就在这一年,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终年76 岁,我至今感到后悔的就是在我爸最后的日子,我没有请假去陪他几天,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无情,要那么积极的工作,我后来才觉得我做得不应该,但失去的不可能再回来。